以史为镜 加快岭南金融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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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以史为镜 加快岭南金融创新发展

广东是中国金融近现代化的先驱。因为毗邻港澳、具有直通东南亚和欧美的便利,近现代中国的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许多都是由广东发端的。中国金融改革正在日益深化,以史为镜,鉴古引今,对于促进广东金融强省和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日,广州市常务副市长、经济学博士欧阳卫民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从《岭南金融史》主编的视角,回顾了岭南金融的精彩历史,呼吁充分挖掘岭南金融文化底蕴、积极弘扬岭南金融文化精神,促进岭南金融创新发展。

岭南金融重要的历史地位

记者 :对外开放是广东的重要基因。受此影响,历史上当地金融业发展情况如何?

欧阳卫民 :广东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罗马帝国)第一次由海路前来岭南进行贸易,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初步形成。历朝开放形势更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粤海关成了全国惟一的通商口岸,广州也成为了最早面对国际市场的地区,“十三行”即洋货行的兴隆尽显当时对外贸易和金融活动的盛景。广东是中国第一大侨乡,近代在海外华侨中,广东籍华侨约占华侨总人口的2/3左右,侨汇因而居全国榜首,近代广东华侨投资在全国华侨投资中占第一位,1862-1949年期间广东华侨投资企业占全国华侨投资企业总数的83%。

开放格局下,广东相应成为中国金融近现代化的先驱。因为毗邻港澳、具有直通东南亚和欧美的便利,近现代中国的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等,许多都是由广东发端的。广州是中国保险业的发源地,清嘉庆十年(1805年)在广州成立的谏当保安行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保险公司。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金融资本——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在广州设立分理处,成为中国最早成立的银行机构。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州铸造的光绪通宝是中国最早铸造的机器铜钱。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州铸造的七二正版龙洋是中国最早铸造并流通的机器银元。民国十三年(1924年)8月15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在广州成立。1928年2月20日,全国第一家红色政权银行——海丰县苏维埃劳动银行成立。

记者 :到了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广东金融业是否延续了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欧阳卫民:是的,广东也是当代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改革开放伊始,广东金融依靠“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率先开展市场化改革,金融规模迅速跃居全国前列,奠定了金融大省的地位。广东引进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1981年7月17日成立的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公开发售了全国首家商业银行人民币普通股票(1987年5月10日深圳发展银行发售),成立了全国首家专业性证券公司(1987年9月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试办了中国最早的离岸金融业务(1989年5月深圳招商银行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试办离岸金融业务),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辨伪点钞机(1989年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计算技术研究所即前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工具厂研制),推出了中国第一个标准化期货合约(1992年10月9日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推出的特级铝标准化合约),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1995年6月22日成立的深圳市商业银行),发行了国内首张港币信用卡(1997年广发银行发行的港币VISA信用卡),拥有亚洲乃至全球首屈一指的ATM和AFC权威研究机构(广电运通研究院,中国唯一、全球第三家掌握核心现金循环技术的企业)。

借鉴历史经验建设现代金融体系

记者 :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广东金融业发展遇到一些波折,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广东金融业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

欧阳卫民 :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香港等地区,岭南作为与港澳合作的窗口,也受到了冲击,一些金融机构发生了风险,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广东在中央的支持指导下,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迎难而上,关停180多家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构筑了抵御金融风险冲击的坚固闸门,成功地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之后,广东用10年时间全面化解历史遗留的金融风险问题,奠定了金融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2007年,在全面总结金融改革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广东提出了建设金融强省的战略,在全国率先将金融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来谋划发展。2008年,广东进一步提出将金融产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发展目标,提出了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的新思路,体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珠三角地区被国家赋予建设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的历史使命。由此,广东金融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金融生态环境全面优化,金融改革创新成果显著,粤港澳金融合作不断深入,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显著增强,不仅为广东成功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广东金融改革创新举措不断,成绩斐然。

以广州为例,“十二五”时期广州金融业以年均近20%的增速增长,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达1629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达9%,成为全市第六个产值超千亿元的支柱产业。短短几年,广州的上市公司数、存贷款余额、直接融资额、保费收入等金融主要指标均翻番或大幅增长,实现了大跨越、大发展。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广州股权交易中心、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广州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广州民间金融街、广州国际金融城、南沙现代金融服务区、广州金融创新服务区、增城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等一批创新型的金融重大发展平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科技金融、航运金融、商贸金融、普惠金融等蓬勃发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强,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辐射力、影响力、引领力不断提升。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广州正在制定广州金融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总的指导思想是要紧紧遵循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大力优化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功能,促进金融深化发展,完善金融产业和城市空间布局,鼓励金融创新开放,加强金融风险防控,构建业态丰富、结构合理、服务高效、运行稳健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与广州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地位相适应、与国家深化金融改革进程相一致、与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相统一的区域金融中心。

岭南金融史再次告诉我们,金融的发展必须以稳健合规为前提,否则就会带来极其严重的风险。在稳健的基础上,金融才能大发展、大跨越。我们也再次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是金融的第一要务,稳健是金融的第一责任,创新是金融发展的不竭动力。

编写《岭南金融史》

为金融博物馆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记者 :历史事实表明,岭南或广东金融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不竭的创新发展动力,值得好好挖掘、大力展示。在这方面,相关部门做了哪些具体的推动工作?

欧阳卫民 :为系统展示岭南金融的悠久历史和优秀成果,广东、广州正在规划建设岭南金融博物馆。众所周知,博物馆建设从来就是浩大的系统工程,对于博物馆建设,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场馆建设、藏品搜集等硬件建设,但其实历史类的博物馆建设首先要做的是史料整理、史实研究等软件建设。正是基于这个道理,广州市政府金融工作部门早在2011年就着手组织力量开展《岭南金融史》的研究编写,以广州金融业协会、广州国际金融研究院为主承担了研究编写工作任务,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等积极参加,大家齐心协力,争取早日为岭南金融博物馆建设绘就“路线图”,编好“剧本”。

经过反复研讨,我们明确了关于《岭南金融史》基本框架的若干重要问题:一是空间范围,以“岭南”作为最大地理空间,实际编写中以历史上的广东地区作为主要地理空间。在某一历史时期,广东可能包括香港、澳门、海南、广西等区域的全部或局部地区,对此,应遵循历史事实,以广东当时的实际管辖范围为编史范围;在其他历史时期,则只反映广东与上述非广东所辖地区之间的联系。二是时间范围,金融史实的上、下限遵循“历史最远”、“当代最新”的原则确定,即上限最早可追溯至南越王先祖政权建制之时,下限一般截止于2014年12月。据此,一些金融史实尤其是货币史实应以有据可查的历史最早时间作为起编时间;但为充分反映岭南地区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实际编写中以反映近代清末民初和改革开放以来两个时期的岭南金融创新发展为主,同时兼顾反映其他历史时期的岭南金融概貌。三是主体结构,根据金融基本业态构建全书的主体框架(篇),按照“金融业态通史”的模式构建各篇内容体系(章、节),力求分层次、系统性地描述岭南地区货币、银行、证券、保险、传统金融、对外金融等主要金融业态(领域)的发展脉络和重要史实,并对岭南地区的革命金融史、华侨金融(侨批)史、海上丝绸之路金融史、金融制造业史等特殊金融史实予以专门体现,在整体结构的安排上既遵循金融发展科学分类的原则,又满足金融博物馆布局建设的需要。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岭南金融发展历史的著作,《岭南金融史》近期已经出版。我们希望,该书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岭南金融历史文化的价值,增强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信心,引导人们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不断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创新,争取在岭南或广东地区早日建成种类齐全、功能丰富、服务高效、安全稳健的现代金融体系,广东金融强省和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不断创新发展,为岭南金融写下新的篇章。 返回,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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